郝春文、宋雪春、武绍卫著《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出版（附目录、前言、结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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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U古代经济史

封  面

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

郝春文、宋雪春、武绍卫| 著

目  录

前言：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分期

上篇：

敦煌学的兴起及曲折发展----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敦煌学（1909-1978）

第一章  对国内外不同机构的藏品数量、来源等情况的介绍和考察

第一节  英藏敦煌遗书与文物

第二节  法藏敦煌遗书与文物

第三节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第四节  俄藏敦煌遗书与文物

第五节  日本散藏敦煌遗书

第六节  国内外其他散藏敦煌遗书

第二章  1909--1949年的敦煌学研究

第一节  敦煌学的兴起（1909--1930）

第二节  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拓宽（1931--1949）

第三章  1949--1978的敦煌学研究

第一节  敦煌学的稳步发展时期（1949--1966）

第二节  港台地区敦煌学的异军突起（1966--1978）

中篇：

敦煌学的腾飞----新时期的中国敦煌学（1978--2000）

第四章  新时期的敦煌学理论与概说

第一节  敦煌学史

第二节  敦煌学概说

第三节  敦煌文献的公布、著录、整理和研究

第五章  新时期关于历史文书与敦煌历史的研究

第一节  历史文书与敦煌历史

第二节  西北地区和敦煌的民族

第三节  经济文书与敦煌的经济

第四节  地理文献和敦煌历史地理

第五节  敦煌文献与社会生活史

第六章  新时期的敦煌语言文学艺术研究

第一节  敦煌语言文字

第二节  敦煌文学

第三节  敦煌艺术

第七章  新时期关于敦煌宗教文献、古籍及科技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第一节  宗教文献与敦煌宗教史

第二节  敦煌古籍

第三节  敦煌科技文献

下篇：

转型期的敦煌学----21世纪的中国敦煌学（2001-2019）

第八章  转型期的敦煌学理论与概说

第一节  关于敦煌学内涵、定义及其性质的探索

第二节  新兴的敦煌写本学

第三节  敦煌学史

第四节  敦煌学概说

第五节  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第九章  转型期关于历史文书与敦煌历史的研究

第一节  历史文书与敦煌历史

第二节  西北地区和敦煌的民族

第三节  西北地区与敦煌的经济问题

第四节  地理文献和敦煌历史地理

第五节  敦煌文献与社会生活史

第十章  转型期的敦煌语言文学艺术研究

第一节  敦煌语言文字

第二节  敦煌文学

第三节  敦煌艺术

第十一章  转型期关于敦煌宗教文献、古籍及科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第一节  宗教文献与宗教史

第二节  敦煌古籍

第三节  敦煌科技文献

结语：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

后记

前言：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分期

1900年6月22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园禄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六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和梵文等其它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人们经常说的敦煌遗书，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遗书的发现都可以说是上一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发现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为我国学者利用这批文献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遗书为发端的学术新潮流逐渐扩大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本书拟对1909年以来国内学者有关敦煌学的研究成果略作回顾，并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动向试作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学问，日本、法国、俄国、英国、美国等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在敦煌学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限于体例，本书一般不涉及国外的研究成果，但为全面展示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有些在学术史上具有特别重要地位的成果亦将提及。为方便叙述，本书将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09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第一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为第二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为第三阶段；2001年至2019年为第四阶段。以上只是大致的时间段划分，为了方便展示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有的章节会采用追述的方式突破以上时间段的限制。第一阶段可以193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即1909年至1930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敦煌学兴起的时期。1930年前后，在中、日、法、英等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并逐渐发展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学”一词也开始分别在中日学者间流行。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几次提到“敦煌学”，遂使这一名词在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1931年至1949年建国是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是我国学者到国外调查敦煌文献的增多了，这使得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他们所介绍的敦煌文献的范围也比前一时期广泛得多。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开展了对金山国史的专题研究，对宗教史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对古代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则更加系统化，开始出现按类或按专题搜集资料进行整理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这一阶段创造的用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和将利用文书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等新方法都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敦煌文献之外，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考察和研究不仅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同时扩大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第二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也可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台港。自1949年建国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是我国敦煌学稳步发展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首先是陆续推出了一批如《敦煌变文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其次，开辟了很多新的课题或研究领域。如科学院历史所对敦煌经济资料的辑录、王重民用敦煌诗补《全唐诗》、潘重规对敦煌赋的辑录、饶宗颐对敦煌白画的专题研究等。第三，有一些领域或专题开始得到学术界关注。如宿白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石窟及莫高窟营建史的研究、梁思成对敦煌壁画中古代建筑图像的研究、马继兴对敦煌医药文书的研究、常书鸿对敦煌壁画图案的研究、金维诺对佛教史迹画的研究等。这一时期的成就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敦煌学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是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台港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第三个阶段（1978年至2000年）是我国敦煌学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文革”十年动乱的影响，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落后于国外。当时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激励中国老中青三代敦煌学人焚膏继晷，奋起直追。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0年这二十多年，大陆老中青三代学人与港台地区的敦煌学研究者一起比翼齐飞，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以千计，各种著作在数百部以上，不仅在敦煌学的各主要领域都取得了国际领先的业绩，敦煌学的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中青年研究人才。这批中青年学者已经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或某一专题有所建树，这是我国敦煌学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第三阶段我国学者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基本完成了敦煌文献原材料的公布工作。与中国古代史的其他领域不同，敦煌学的主要资料如敦煌遗书、敦煌简牍和石窟图像都需要在整理刊布后才方便一般学者使用。如敦煌遗书，散在世界各地，一般学者很难直接阅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除少数学者有条件到英法俄等国查阅原件，多数中外学者整理研究敦煌遗书所依靠的都是敦煌遗书的缩微胶卷和据缩微胶卷印制的图版。由于当时摄影设备和技术欠佳，不少世俗文书文字模糊，很难辨认，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界对这批资料的利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单位合编的《英藏敦煌文献》大型文献图集。该书是由专业摄影人员用当时先进的摄影设备重拍，而印制则采用了当时刚刚流行的先进的电子分色技术。装帧则采用大八开形式，一版一印，以便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示敦煌遗书的文字内容。其图版的清晰度大为提高，原来缩微胶卷模糊不清的文字，至此绝大部分可辨认出来。《英藏敦煌文献》大型图集可以说是创造了新的敦煌遗书图版编纂印制范式。在其带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了《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和国内诸多藏家的敦煌文献图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则分别出版了《甘肃藏敦煌文献》（全6册，1999年）和《浙藏敦煌文献》（全1册，2000年）。至2000年，英、法、俄等敦煌遗书主要藏家和国内外散藏的敦煌遗书图版大部分均已刊布，这些文字清晰的文书图版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对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和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20世纪末，中国学者完成的分类释录文本已经涵盖了敦煌遗书的所有重要类别，并在敦煌学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都推出了总结性的或开创性的论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际敦煌学多数前沿制高点都被中国学者占据了，完全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第四个阶段（2001年至2019年）是我国敦煌学开始转型的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如何在上一世纪研究的基础上将敦煌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成为国际敦煌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在策划2006年的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将“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确定为会议的主题。正式提出了敦煌学在21世纪的转型问题，并确定转型包括继承与发展两个方面。2006年9月7日至11日，“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顺利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努力改变过去比较零碎的研究敦煌文献资料的状况，在宏观把握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实现敦煌学的创新与转型。这次会议的论文结集出版，名为《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其后，201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颜廷亮主编的《转型期的敦煌语言文学》，此书是纪念周绍良先生仙逝三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但书名的确定说明敦煌语言文学界亦认识到了在新世纪敦煌学的研究需要转型。虽然以上两本论文集所收的论文仍以传统题目为多，但以上两书的书名说明敦煌学界已经认识到在新世纪敦煌学必须实现转型。即使到了今天，从选题来看，敦煌学的研究也还是以传统题目和传统方法、范式为主，敦煌学的转型仍然是任重道远。但转型的呼声毕竟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强，也出现了一批转型的成果，比如写本学、博物学和知识传承等研究就都可以看作转型的结果。所以，21世纪敦煌学的转型虽然至今仍然是“星星之火”，但因为它标示了未来敦煌学发展的方向，最终是“可以燎原”的。因而我们将新世纪的敦煌学定义为转型期的敦煌学。因为以上四个阶段发表的成果数量并不平衡，前两个阶段成果相对较少。所以本书拟分为三篇。上篇介绍自190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研究成果，包括第一和第二两个阶段；中篇介绍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学术成果；下篇则介绍2001年至2019年的研究成果。上篇的两个阶段，中国的敦煌学经历了兴起、发展和停顿的曲折，所以我们将上篇的标题确定为：敦煌学的兴起及曲折发展——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敦煌学（1909-1978）。中篇是中国敦煌学的快速发展时期，我们拟题为：敦煌学的腾飞——新时期的中国敦煌学（1978-2000）。下篇拟题为：转型期的敦煌学——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敦煌学（2001-2019）。鉴于敦煌遗书是敦煌学成为一门学问的动因和早期敦煌学的研究对象，现在也是敦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故上篇第一章以回顾以往研究成果的形式对国内外不同机构收藏的敦煌遗书的数量、来源、编目和图版的刊布情况、保存情况略作介绍。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既名为《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本不应该包括建国前的情况。但由于敦煌学属于新兴学科，建国前的成果有限。所以，第二章“以1909至1949年的敦煌学研究”为题对建国前的成果做了简要介绍，以便读者全面了解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历程。

结语：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

     本书对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在敦煌学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做了全面回顾。从整体上看，中国学者在各个阶段都做出了是无愧于时代的贡献。特别是最近四十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敦煌学的各个重要领域都推出了世界公认的带有总结性或具有开创性的成果，掌握了国际敦煌学发展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

     同时也应该看到，虽然过去中国敦煌学家群体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未来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的工作也还有许多不足和值得改进的地方。

一、在资料的整理、刊布及目录编纂方面，仍有许多重要工作尚待完成。

首先是敦煌遗书的图版需要升级换代。如前所述，敦煌遗书图版的刊布工作在新时期和转型期两个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了。但以往公布的敦煌遗书图版主体部分都是黑白图版。由于敦煌写本中有很多朱笔校改或句读，这些朱色墨迹在黑白图版上很难显示，如果是高清彩色图版，朱色墨迹就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又由于敦煌写本是写于几百年乃至一千多年前，有的墨迹已经脱落；有的写本有很多污渍，污染或遮蔽了原来的文字。这类文字在黑白图版也很难辨识。而用高清彩色图版或红外摄影图版，就可以明显增加这类文字的清晰度，有助于正确辨识图版上的文字。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10册），已经实现了全彩写真印刷。而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上下册）则更进一步，包括所收全部简牍的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这样看来，敦煌遗书的黑白图版就明显落伍了，需要重新编纂出版全彩写真图版（必要时另加红外图版）。这项工作既需要国际协作，也需要敦煌学家和出版家的通力合作。希望能在十至二十年时间内完成敦煌遗书图版的升级换代工作。二是敦煌遗书的释文。如前所述，现在分为三种路径。一是张涌泉策划组织的按经、史、子、集分类重新整理的《敦煌文献合集》工程，目前仅出版《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其他三部仍尚待完成。二是郝春文策划组织的按收藏地馆藏流水编号对敦煌文献中的非佛经文献进行释录的整理路径，目前仅完成《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至16卷，大约占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一半左右。除了英国还有一半左右尚待完成外，还有法国、俄国、国图和其他散藏尚未列入整理日程。三是对原有的分类释录本进行再整理。这类整理本目前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原来文字版的修订或补充，另一种则改为全彩印的图文对照本。后一种的代表是王淑民的《英藏敦煌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和沈澍农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未来的分类整理本都应该是附有高清彩色图版并采用全彩印，再加上精校和核查原卷。这样看来，原来的分类释录本也有个升级换代的问题。仅释录某类文字再加几张黑白或彩色图版的分类整理模式已经过时了。用新的整理模式重新整理原有分类录校本，是最近二十年内敦煌学界应该完成的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重要类别的敦煌文献相比，敦煌道教文献至今未能出现一部囊括全部道教文献的释文集，这是敦煌道教文献整理的一个缺憾，也是未来应该致力的方向。希望未来的敦煌道教文献的分类整理文本直接采用全彩印和图文对照形式。还需要指出，未来的全彩印图文对照分类整理文本。书籍的开本不能太小，而且不要采用图文混排格式。因为开本太小或图文混排，会导致图版缩小，致使图版上的文字难以辨识。如袁仁智、潘文主编的《敦煌医药文献真迹释录》，虽然采用的是高清彩色图版和全彩印模式，但因使用的是图文混排的排版格式，同一页纸上既要放置图版，又要放置与之对照的释文，造成图版太小，未能达到作者期望的图文对照的效果。所以，未来的图文对照本，应该是彩色图版和释文分别放置在不同的页面，采用这种图文对照的排版格式，再加上适当加大书籍开本，才能保证文书图版拥有可使文字足够清晰的空间。三是敦煌遗书编目方面也有很多工作要做。就馆藏目录而言，除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中之《馆藏目录卷》（8册）出版于2016年，其他馆藏目录都有待更新。如翟理斯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出版于1957年。五卷本的《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出版于1970至2001年，这套馆藏目录虽然花费30多年时间，但其实并不是一部完整的馆藏目录，因为其中第二卷即P.2501至P.3000号至今也没有出版。《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两册则分别出版于1963年和1067年。可见，英、法、俄三大藏家的馆藏目录，都未能反映近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其内容已经极度老化了，亟待编纂新的馆藏目录。其实即使2016年出版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也不能是一部完整的馆藏目录，因为该目录计划编纂的《分类解说卷》和《索引卷》至今也尚未出版。这样看来，世界各主要藏家的馆藏目录的编纂工作，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至于包括全世界范围内敦煌遗书的《敦煌遗书总目录》，目前最全的是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反映是的50多年前的情况，当然未能包括其后出版的俄藏目录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陆续公布很多公私藏家目录。2000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不仅没有收录1962年以来国内外新公布的公私藏家目录，还删掉了原《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的散藏目录，只收录了英藏（著录到6980号）、法藏和国图藏品目录。因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只是英、法和中国国图三大藏家的目录，实际上已经不能称为敦煌遗书“总目”了。这样看来，编纂一部真正包括全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的总目录，可以说是当务之急。这样一部总目录不仅是敦煌学界所急需，也可为其他学科学者了解敦煌遗书提供方便。四是敦煌石窟资料的刊布。全面记录敦煌石窟资料信息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目前仅出版了第一卷，即《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包括11个洞窟。依据敦煌研究员的规划，莫高窟再加上榆林窟和西千佛洞等石窟群，还需要编写100卷左右的考古报告。而敦煌研究院与江苏美术出版社合编的以洞窟为单元的八开本巨型画册《敦煌石窟艺术》，也只出版了21册就停止了。相对于汪洋大海一样的数百个洞窟，21册只能算是个开端。其实，按洞窟编纂包括该窟的形制和所有壁画、塑像的高清图像集，无论从资料保存还是从研究价值来看，都是十分重要的。但这项工作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五是敦煌简牍资料的整理和刊布。相对而言，敦煌简牍资料的整理和刊布，很有可能会后发先至。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悬泉汉简》，虽然刚刚出版第一辑（上下册）。但由于其全部包括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编纂和印制都达到了目前所知最好的整理模式，如果在以后数年内八辑能全部出版，其在升级换代版的资料刊布方面很有可能走在敦煌遗书和敦煌石窟资料前面。

二、在对敦煌资料的研究方面，仍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

敦煌古代文化遗产为我们提供了一大批内容丰富的研究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其史料价值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以今天的认识水平观察，它至少在以下一些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其一，它为我们全面、深入、系统地考察中古时期的一个地区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研究资料。与甲骨文和汉晋简牍等其他出土文献相比，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图像资料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它涉及的学科和方面较多。仅对历史学而言，就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诸多方面。其次，每件文献所包含的内容也相对比较丰富。再次，它涉及的时间较长，自5世纪初至11世纪初将近6个世纪。即使文献年代比较集中的8 世纪中至11世纪初，亦达200多年。最后， 全部资料都与敦煌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或联系。就世界范围来看，具备以上条件的资料也为数不多。如果我们依据这些资料对中古时期敦煌社会的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作全方位的考察，其成果将为学术界认识中古社会的具体面貌提供一个模型或参照系。这当然有助于推进人们对中古时期社会的进一步认识。显然，对历史学而言，解剖敦煌这样一个麻雀，其意义会超出敦煌地区。而敦煌资料为解剖这个麻雀提供了必要条件。
　　本书的回顾表明，一百多年来，我国学者在这一方面已做了许多重要准备工作。如对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对敦煌历史地理的研究等都已经相当深入，并有总结性论著问世。有的相关类别文书如碑铭赞类文书和契券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也已达到较高水平。到目前为止，有的类别的文书已有两种甚至三四种录校本（如邈真赞、地理文书等），有的专题也已有两三种总结性著作（如有关均田制的研究等），这些方面的研究都已相当深入，近期再投入较大力量也不易取得大的进展，似可暂缓投入。但从整体上看，研究比较深入，比较全面的专题还不够多，许多方面有待加强，不少方面有待展开。如归义军时期的佛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都值得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有些方面甚至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以后才能进行总结。如敦煌佛教史需要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完成“敦煌佛寺志”、“敦煌的佛教与社会”等系列专题研究以后，才有可能在这方面进行总结性研究。敦煌社会史也要在完成“敦煌氏族志”等系列专题研究后才有可能进行总结性研究。至于敦煌文化史，我们以前做的工作就更有限，大量的工作有待展开。可见，未来的敦煌学专题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因为只有在深入的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写出有分量的专史，而各方面专史的完成又是全面综合研究的必要准备工作。在从事专题研究过程中，需要完成大量艰苦的微观考察。不少工作表面看来十分细碎甚至繁琐，无关大局，如过去我们对归义军政治史许多小问题的探索就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但这些微观探索又是我们全面、深入、系统地考察敦煌地区必不可少的工作。当我们将这些具体的探讨整合为对整个敦煌地区的微观透视时，就会发现在敦煌文献研究领域，微观考察的意义不同一般。
　　当然，要完成对敦煌地区的全方位考察，仅靠专题研究还远远不够。必须同时积极开展综合研究与宏观研究。在第一、二阶段，我国学者因受到资料的限制，往往只能就所见少量文书或一件文书进行阐发，研究是点式的，很难做专题或综合研究。到第三阶段（新时期），我们能见到的材料日益增多，对敦煌文献做分类整理或专题研究的学者也逐渐增多。但对各类文书、各个专题、各个学科进行的综合研究还很薄弱，将敦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工作也有待展开。就目前而言，首先应注意从整体上把握敦煌资料。敦煌资料虽然分属各个学科，可以分为许多类别，但同时又是一个整体，各类资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人们利用有关10世纪的一大批文书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和社会，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若在此基础上将这一时期的各类文书打通，相信对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了解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其它如对历史资料与文学史资料等各学科之间联系的研究，汉文历史文献与藏文历史文献等各文种之间联系的研究，也都是具有很大潜力的研究领域。当各个专题和综合研究都达到较高水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撰写贯通中古时期敦煌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领域的《敦煌中古史》了。
　　其二，敦煌文献为我们进一步研究9世纪中叶至11 世纪初西北地区的民族史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9世纪中叶至11世纪， 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发生大变动的时期。但传世史籍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较少，很难据之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一批反映这一时期民族情况的汉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文种的公私文书，为我们探讨西北地区民族变迁、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与相互间的交往提供了可能。本书的回顾表明，我国学者在利用这些资料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最近四十年来，我们不仅在利用敦煌汉文文献研究西北地区民族问题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对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也有较大进步。同时应该承认，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与国外同行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在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研究方面，一些文种与国外的研究水平差距还比较大，取得的成果仍以第二次译释居多，能直接解读少数民族文字文书的学者亦嫌太少。所以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字文书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藏文文献，数量很大，值得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另一方面，在研究西北地区民族问题时，应提倡在全面搜集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将敦煌汉文文献、各民族文种文献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以往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分歧较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研究者有时仅据部分材料就匆忙做出了结论。
　　其三，敦煌文献还为解决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了材料。古代的敦煌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所以，敦煌文献不仅对了解敦煌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许多材料还反映了中原地区的一般情况。我国学者在利用这些材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如均田制即属中国古代史的重大问题，但在敦煌文献发现以前，对其实施情况的研究始终无法深入。我国学者主要依据对敦煌文献中有关材料的具体探讨，才为均田制实施与否的争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并对均田制的实质形成了新的认识。又如本书所述我国学者对敦煌法律文书的持续探索，不仅解决了许多有关唐律和唐代历史的具体问题，还使学术界对久已亡佚的唐代令、格、式等法律文献的形式、内容、性质有了具体而形象的了解，并为令、格、式的辑佚提供了样式。再如本书所述我国学者对唐代勾官的研究，也是在具体探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关勾官进行勾检的记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唐代勾官和勾检制度的整体认识。对敦煌文献中反映中原地区一般情况的材料作微观考察，容易使人产生细碎繁琐的感觉，但从中获得的知识不仅有助于认识同期中原地区的情况，有时对认识某一事物或社会现象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发展脉络亦有助益。如前述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社邑发展情况的探讨和对中国古代书仪源流的考察，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了从相关敦煌文献研究中获得的认识。
　　我国学者在利用敦煌资料解决中国古代史上的问题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如有关佛教史和社会史方面的资料就利用得很不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提倡将敦煌资料放到更大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在对敦煌资料和传世文献、石刻文字中的相关资料作彻底调查的基础上，将敦煌资料中有关某一专题的资料放到唐宋时期甚至中古时期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这一方面虽已有学者进行尝试，但尚需大大加强。
　　其四，古代的敦煌是中国和世界接触的窗口。所以，敦煌资料中保存了不少反映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资料。我国学者利用这些资料探索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波斯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探索丝绸之路的贸易等课题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与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这方面材料相比，还有许多工作可做。特别是在唐代，敦煌汇聚了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的文化，这些在敦煌文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站在中古时期世界文化交流的高度，全面系统地发掘敦煌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将是未来的一项重大课题。

　　三、积极探索用新范式和新视角来开辟未来敦煌学的新领域

未来敦煌学的发展，除了上述传统范式、传统课题要继续加强外，同时要积极探索用新的范式和新视角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方面在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也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言，通常使用的是文献学的范式和历史学的范式，当然这两种范式在具体的研究中有时会是交叉或重合的。所谓文献学的范式主要包括文字释读和写本的定性、定名、定年等内容。历史学的范式则是将经过处理的文本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做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比较而言，文献学范式属于基础性工作，而历史学范式则是利用文献学范式的成果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来说，以往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文献学工作，利用史学范式对其开展深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我国学界从文献学范式转换为历史学范式比较成功的课题是有关敦煌写本书仪的整理和研究。在新时期，赵和平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完成了《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敦煌本〈甘棠集〉研究》等著作，这些成果基本完成了对敦煌写本书仪的文字释录和定性、定名、定年等文献学范式所应处理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吴丽娱通过《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及相关系列论文，深入探索了书仪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书仪自身发展的背景（渊源、发展和流变及其原因），书仪与礼、政治、制度、习俗的交互影响，这就使敦煌书仪从被整理的文本资料转换成了历史学的研究资料。这个个案值得其他领域借鉴。敦煌遗书的主体是印刷文本流行之前的手写文本。早年学界主要关注的是敦煌写本的文字内容，对写本自身的特点关注不多。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专门关注写本特点的敦煌写本学悄然兴起，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新范式，成为敦煌学的新的分支或研究领域。我国学者不仅在敦煌写本学理论方面做了很多探索，用写本学范式对敦煌写本进行研究的成果也日益增多。理论方面的探索如张涌泉之《敦煌写本文献学》，是全面考察敦煌写本文献特点的集大成之作。郝春文《敦煌写本〈六十甲子纳音〉相关问题补说》，是运用写本学方法研究敦煌写本“六十甲子纳音”的个案，该文在通检各写本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将敦煌写本“六十甲子纳音”区分为正式文本和随意抄写的文本等四类，借以说明对个体性很强的敦煌写本来说，即使是内容完全相同的文本，由于抄写目的的差异，其性质和用途也可能判然有别。方广锠对敦煌遗书中多主题遗书的类型研究，段真子考定BD3024《八相变》是由具有不同版本来源、抄写时间不一六组写本粘贴而成的内容连贯的完整文本。这些案例都是通过研究实践展示敦煌写本的特征。伏俊琏《写本时期文学作品的结集——以敦煌写本Дx3871+P.2555为例》，通过分析文学写本内容的构成框架来探寻结集者的思想、情绪和心灵世界，是用写本学范式研究敦煌写本的另一种尝试。写本学之外，社会学范式也被引入到敦煌文献研究中。如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利用社会学范式，重点从结构、功能的视角重新解读敦煌写本社邑文书，以及敦煌社邑及其活动，这是以往文献学和历史学范式未曾涉及的视角。佛教本生故事画的产生及其社会功能研究也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如在对睒子本生故事画、鹿王本生故事画和须达拏太子本生故事画等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思考图像产生的社会、宗教背景，以及图像背后的宗教功能，体现出了将艺术史和宗教学、社会学紧密结合的研究范式逐步得到应用。钟海波《敦煌讲唱文学叙事研究》和王昊《敦煌小说及其叙事艺术》，则是利用叙事学范式重新解读敦煌的讲唱文学和小说，分析了敦煌词文、变文、故事赋、话本和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语言、叙述者和修辞等。胡连利《敦煌变文传播研究》，从传播学视角考察了敦煌变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在文学传播史上具有的独特意义，由此探讨变文的传播所反映的文化意义。邹清泉将藏经洞约1173件《维摩诘经》写卷看作一个整体，通过中古敦煌《维摩诘经》的翻译、书写、流传与庋藏情况来考察该经的传播史。这是利用传播学的范式考察敦煌佛教典籍流布情况。把原有的研究范式扩大到新的领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研究范式转变。如语言学界在转型期将书仪（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社会经济文书（黑维强《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词汇研究》）、法律文书（王启涛《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以敦煌文书为中心》）、宗教典籍（于淑健《敦煌佛典语词和俗字研究---以敦煌古逸和疑伪经为中心》、叶贵良《敦煌道经词语考释》）和契约（陈晓强《敦煌契约文书语言研究》）等扩充为语言文字研究的材料，对语言学来说这是扩大语料范围，对书仪等领域而言，就是采用了新的范式对其进行研究。总起来看，敦煌学界在利用新范式和开拓新视角方面成果还不够多，与其他学科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应该进一步加强。

  四、敦煌学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是要加强问题意识，尽量避免低水平重复和平庸之作。转型期和新时期相比，虽然时间大体相当，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四十多年中各占二十年左右。两个阶段成果数量也大致相当，可以说中国的敦煌学始终保持了高速发展的势头。但应该承认，就原创性而言，转型期比新时期减弱了，但低水平重复和平庸之却多了起来。所谓低水平重复是指利用相似的方法和材料处理以往学界已经做过研究的课题，其研究结论也是以往的研究大同小异。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对敦煌书法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转型期相继出版几部通论敦煌书法的著述，除毛秋瑾的《墨香佛音：敦煌写经书法研究》的视角有所不同外，其他都是大同小异，和上一阶段沃兴华《敦煌书法艺术》相比，均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所谓平庸之作是指研究的结果平淡无奇，似乎不用长篇大论就可以得出类似的认识。最近二十年来，这样的论文和著作也逐渐多了起来，值得引起敦煌学界警惕。无论专著还是论文，都应该力争通过研究发现以往学术界未知的东西。二是要加强对研究信息的调查。在从事一项课题研究时，对有关研究信息进行彻底调查，本是学术研究的常识。但因对敦煌文献和洞窟研究信息的调查具有特殊的困难，故有特别强调的必要。对一般课题研究信息的调查，可主要通过查阅书目和论文索引来解决；但对一件敦煌文献研究信息的检索，光靠查阅书目和论文索引却不能完全解决。因为对每一号敦煌文书的研究情况，多数不能从书名和论文标题中反映出来。也就是说，要全面了解每一号敦煌文书的研究情况，必须通览全部研究敦煌文献的专著和论文。在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的一些论著中，就已出现对研究信息调查不够的现象。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全面展开，每年发表的论文和专著都很多，要想迅速摸清与自己研究课题相关文书的研究情况确非易事。所以，自第三阶段以来，对研究信息调查不彻底的现象日益严重，重复劳动有增多的趋向。有的杂志的相关专号和少量论著，基本未对数十年的研究情况进行调查，出产了一些比目前已达到的学术水平低得多的过时产品。这提醒利用敦煌资料的学者，一定要十分重视对以往研究信息的调查。最后，应该重视和加强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从整体上看，我国敦煌学界对科学技术发展可能带给我们的便利远远没有用足。比如敦煌遗书高清彩色图版的上网，从技术上说是完全没有问题，早就可以全部实现了。但实际情况是只有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彩色图版全部上网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均只完成三分之一左右，而俄国的藏品只上网了很少的一部分。又如对敦煌文书图版的全文检索，从技术上说也是可能实现的，但由于标注的工作量太大，至今没有人去做。而敦煌学的专业数据库则分别有多家分头建设，缺乏共享机制，一方面造成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同时造成数字资源利用的不足。至于电脑的应用，绝大多数研究者只是把它当作文字处理器，其实电脑还可以帮助研究者作更多的事情，存在巨大的潜力开发空间。总之，如果每个敦煌学研究者都能时刻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尝试科学技术如何应用到学术研究，相信会进一步加速敦煌学的发展。

后  记

手中翻动着还带有墨香的书稿校样，顿有如释重负之感。这样一本学术史著述，没想到竟用了六年多时间，长时间成为压在我心头的文债！2014年初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郭沂纹编审约我撰写《中国当代敦煌学研究》一书，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下来。当时的打算是和宋雪春合作。她多年在我主编的《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撰写每年的敦煌学研究综述，对21世纪以来的敦煌学研究动态很熟悉。20世纪的成果，历史学方面我曾经做过比较细致的总结。当时设想由我设计提纲框架，宋雪春在原有的基础上撰写出初稿，我再对初稿进行增删和提高，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一两年内完成应该没有问题。宋雪春的初稿完成得比较顺利，大部分文稿在2014年和2015年间就完成了。但我在对初稿进行修改时，发现初稿基本上是论著标题加一些如“有所进步”“多所发明”“影响深远”等空洞评价。这样的情况和我的设想有相当大的距离。按我的设想，我们撰写的《中国当代敦煌学研究》应该是一部能反映中国敦煌学发展脉络的学术史，而不是简单的论著名称的堆积，那样还不如编一本论著目录。这就要求对涉及到的每部书和论文都要用简要的文字介绍其具体贡献、局限和问题，这样的介绍合在一起就可以展示敦煌学各个方面的发展脉络。按照这样的要求，初稿显然不能用，需要推倒重来。20世纪的部分，我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做了全面修改，并提出了需要增加的具体内容。21世纪的部分就得全部重新改写了。但宋雪春由于个人和家庭的原因，很长时间不能再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无奈之下，我只好请武绍卫协助我继续进行修改。武绍卫还算给力，在我修改稿的基础上补充完成了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但由于工作量太大，我们的改写工作进展缓慢。到了2019年年中，宋雪春从家务事中解脱出来，表示可以继续做一些工作。于是，我给宋、武重新做了分工，分别撰写书稿的改革开放以后的部分。在2019年下半年，两人陆续完成了本书中篇和下篇的第二稿。我从去年下半年起，几乎主要精力都用于修改这部书稿。疫情期间，困坐家中，更是终日修改、增补此书。直至今年6月10日，终于完成了全部书稿的修订工作。这部书稿，我先后做过两次全面的修改和增补，关键的部分，如前言、结语和敦煌学学术史等都是我自己写的。正因如此，大家可以看到，这部书稿虽然三人署名，但大致还是有统一的风格。借此机会，我想顺便谈谈与学生合作的问题。我当然知道不少高手对导师和学生（包括毕业的学生）合作颇有微词，但我一直坚持和自己的学生合作。大的项目，如《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6卷，我的学生几乎都参加过。这本书也同样采取了和学生合作的方式。我和学生合作，固然有项目太大或范围太广，个人难以独立完成的因素，其实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研究实践对他们进行学术训练。在学生培养方面，我有一份很引起我骄傲的成绩单。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古代史所、边疆所、文学所和人、北、清、师等高校，以及京外的兰州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都有我的学生。在首都师范大学这样不算太高的平台，将那样多的学生输送到更高的科研单位和高校，不仅在首师很难有人企及，在其他高校恐怕也很少见。个中原因，我在2019年全校研究生毕业典礼的发言中曾经说过，是由于有很多有学术潜质的学生选择了我。那样说当然是对的，但也肯定不是全部原因。因为那无法解释在首师的研究生导师中为什么没有普遍出现这样的现象。如果要我总结，怎样在一个不太高的学术平台不断培养出一流的学生，我可以列出三条。一是要有更多的具体指导；二是要有更加严格的具体要求；三是带着他们参与学术研究。关于具体指导，不止一个学生看到我改过的文稿感慨：难怪师兄师姐们能够成才！其实我改稿子也是有原则的，学生撰写第一篇论文，我可以亲手修改很多遍，但每个人这样的修改一般限于一篇。学位论文我会逐字逐句修改，常常修改得无处下脚。但毕业后我就不会再这样帮他们修改。关于更加严格的具体要求，都可以具体到操作层面。比如所有要拿出来发表的文稿都要打印出来高声朗读三遍，所有文稿定稿后都要打印出来再核对一次引文，所有引用的文书在排出校样后要再核对一次文书图版……这些具体的要求我称作郝门门规，要求学生无条件执行。关于带着他们参与学术研究，学生们的感受就更深了。所有参加《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的学生都要经历纠错、改错，再纠错，再改错这样的反复历练。几乎所有人都是带着轻视的心情进入课题组，最终都是带着对学术的敬畏心离开。这样一种具体研究实践就比口头说教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一个具体错误的纠正他们可能会记一辈子。像这次参加本书撰写的宋雪春和武绍卫，相信他们对如何撰写学术史的认识会有很大的提高。虽然在人才培养方面我有一份不错的成绩单。但我对自己的学生是不满意的。这是因为我提出的很多明确具体的要求，能完全做到的学生其实很少。包括一些现在已经成为大腕的学生，都很希望得到我的赞许，有的甚至因得不到认可而愤愤不平。其实我是不吝惜表扬的，问题是他们现在还不值得赞扬，他们远应该做得比现在更好。诚如宋雪春所说：郝老师常常对我们很无奈。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是激发人的潜能，但学生的潜能未能全部激发出来，这使我常常感到遗憾。好了，现在回过头来，再对书稿中的一些问题略作说明。首先，由于此书涉及的时间实际长达一百多年，这期间中国学者发表的论著数以万计，我们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真的不敢说没有遗漏。我们的目标是争取不要有重要的遗漏。同时，应该说明，有些论著确实是我们故意遗漏的。如本书结语所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二十年和后二十年相比，低水平重复和平庸之作确实多了起来。对于这类低水平重复和平庸之作，我们在初稿中都列入了本书，也进行了批评。后来考虑这些成果多是青年学者所为，考虑到他们未来的发展，也希望他们未来能提高水平，所以最后把这类成果统统删掉了。其次，由于敦煌学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而我们的知识有限，所以不敢说所有评价都准确到位。特别是石窟保护和科技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能是硬着头皮进行总结。最后，本书提出的关于敦煌学史新的分期，只是我们初步的不成熟的看法。虽然我们对分期的理由做了说明，但我们也知道学术史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所以，任何分期都难免是武断的，实际上很难提出一个为所有人接受的分期方案。本书的分期，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了各篇内容平衡的制约。本书的撰写、审定、编辑、出版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宋雪春、武绍卫在撰写和修改中出力甚多；书稿写定后曾请方广锠、张涌泉、赵声良和刘进宝诸位同仁看过，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指正了疏失；书稿虽然拖延了很久，但宽容的郭总一直没有催稿，使我得以有充足的时间对初稿进行修改；责任编辑安芳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审读了书稿，不仅在确定格式和规范出版语言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指出了不少原稿存在的问题，提高了本书的品质。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根据我个人的认识，撰写学术史可以有四重境界：一是目录式，尽量将所有成果都列上，并有简单评介，如宋雪春所写的初稿即属此类。二是介绍式，用简要语言说明涉及的论著有哪些具体贡献；三是学术史式，分析所涉及论著的成就、特点和不足，力图展示该论著在相关研究历程和学术脉络中的地位。四是学理分析式，在具体分析相关论著的基础上从理论和方法层面分析写出高水平成果的原因和路径。经我们三人几年的努力，本书的大约可以介于第二重和第三重境界之间。但有的部分也曾试图接近第四重境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判断，究竟如何，尚需读者评判。

作者简介

郝春文，男，1955年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和《敦煌吐鲁番研究》主编等职。曾任耶鲁大学和台湾中正大学客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敦煌学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著有《中古时期社邑研究》等著作二十多种，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和书评100多篇。

宋雪春，女，山东梁山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人文学院信息管理系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曾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项。协助郝春文先生整理出版《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1—16卷以及新1卷）。在《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图书馆杂志》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武绍卫，男，山东菏泽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敦煌学、中古佛教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团知识传承应用与敦煌地域社会”），协助郝春文先生整理出版《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参与新1卷以及第14—16卷），并在《文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十篇。

注：本文据作者提供的原稿推送，引用请见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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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山高路远、悟滋